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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兄弟“车轮战”的关照下，洪衍亢几乎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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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
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深入到了市井之中。
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
这不，才不过端午节后，俩星期下来，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
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喝的酒、吃的东西，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
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
也恢复了用“假招子”、“蹭愣子”、“悄没声儿”这样地道的京城话，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
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
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
就比如扣过来的“覆”，还有複雜的“複”，以及回復的“復”。
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复”，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
如果按汉字构成，完全解释不通，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坦然接受这样的“白字”。
谈起这件事，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
二就是“儿”化音怎么用，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
特别是在地名儿上。
比如过去都叫“diào yu tái儿”，现在京城却只说“diào yu tái”。
过去的“琉璃厂”，现在却都叫成了“琉璃厂儿”。
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往往他被人一笑，就会坚持己见，与人抬起杠来。
有意思的是，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却在偶然闲聊间，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
王蕴琳首先肯定，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
她的理由是，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
让人学起来方便，便于识字率的普及，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
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
至于副作用也有，但无需过虑。
因为术业有专攻，一般人掌握的程度，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
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
那既然如此，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
别忘了，哪怕是古人，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
不考功名的人，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子曰”。
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儿化音的应用。
王蕴琳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
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
大体上来说，是以“官家”与“民家”来做区分的。
就比如“琉璃厂”、“台基厂”、“黑窑厂”等。
因明清时都属工部“五大厂”之故，沾了官气，这些地名都不儿化。
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厂甸儿”就必须儿化了。
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
“法华寺”、“报国寺”、“天坛”都不带“儿”。
但不在正神之列的“黄寺儿”、“黑寺儿”反之。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
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
比如“diào yu tái儿”在旧京这么叫，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
而如今又读正音，其实因政府盖了“diào yu tái国宾馆”，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
“琉璃厂儿”等同此理。
今日既非旧朝，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那么加“儿”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半步桥儿”已经没有桥了，而“花市”仍旧有市。
“十里河儿”已然没了河，而“六郎庄”的确还有庄。
当然，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
但从逻辑上讲，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所以说到底，洪衍亢没错，旁人也没错。
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
而且无论怎样，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
因为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民俗，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有群众基础才行。
说白了，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的。
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
于是接下来，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
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倏忽而去。
谁要是活得累，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多。
只有对自己从容，对身边人宽容，对很多事情包容，这样才能活的开心。
否则，那不是跟旁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番见地，让洪衍亢由衷拜服。
他觉得老太太到底是世家出身的，从其中显露出的见识学问、对世情的了解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没能在这样的亲人身边长大，实是他莫大遗憾。
否则如今的他，面对许多问题都应当会更从容，走的路也会更踏实。
就是这样，王蕴琳本是随意闲聊的一番话，却润物细无声一样的对洪衍亢发生了效果。
此后，他确实活得更轻松自在了，对京城也越来越爱。
尽管在京城买桃子，必须要自己带着袋子去买，还不许挑，净给拿些坏的。
尽管京城出租司机牛大了，天天摆出一副大爷样儿，只有见了外汇券才肯劳动大驾。
尽管京城的饭馆如今已经全乱套了，什么川菜、鲁菜、湘菜都混在一起胡卖。
尽管京城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崇洋媚外，连生日都不过阴历，改过阳历的了。
尽管他对家门口最熟悉的劝业场和广德戏园都没了，不办了。
可对这一切，洪衍亢统统能看开了。
他明白了这些乱象都是时代因果的产物，无法抗拒，只能顺应，
而只要京城还有浓郁的人情味儿、礼貌和客气在。
这个城市就是皮变骨不变，仍是值得他深深眷恋的那一方热土。
京城就应该像洪家办的“大酒缸”似的。
别看挂着红葫芦的酒幌子，连个正经招牌都没有，店堂也不宽，粗桌子硬板凳。
酒，不过是最廉价的二锅头。菜，不过是猪耳朵、花生豆。
简单，随意，价格不高，块儿八毛的就可以喝的酒酣耳热，这样的买卖绝对赚不了大钱。
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却以此为歇脚的树荫，归航的港湾。
夏天要到这里落落汗，冬天要到这儿来暖暖身子。
无论相识的老酒友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三杯酒下肚，就成了老朋友。
洪衍亢还记得他第一次跟着洪衍武去“红葫芦”喝酒，就恰逢对面一个老人遇到烦心事。当时只见老人不住喟然长叹，老泪蒙蒙，独坐喝着闷酒。
这不寻常的景象很快引得酒客们纷纷相询，方知老人是和家人吵架。
伤心之余，才会跑到这里以酒浇心。
结果大家齐力相劝，纷纷开解。
当话语和酒一起下肚，老人的心情也就转阴为晴，渐渐开朗。
走的时候对众人抱拳称谢不已。
而在场的每个人也都心情愉悦，感受到了小酒馆独具的人生况味，如醇香老酒一样的人情。
这就是京城的里子，是让洪衍亢所迷恋的京城味道。
他觉得，哪怕走遍世界各地的酒吧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因此，在京城的亲人们不断对他说着，“回来好，这儿到底是老家。京城再不好，可有人情。你要能不走，就别走了。”
他还真的动心了。
至少，是希望能在这儿能恢复祖业。
既对亲人们有个交代，也让自己从此有个念想，能感到自己还是和京城拴在一起。
而且在香港这么多年，他都是靠着自己苦苦支撑着家业。
到了这边儿，他也真愿意体会一下，打虎亲兄弟的省心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