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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幾個月楊麟重點不是放在這些細微末節上，現在巡撫衙門下面已經建立民政司、兵政司、警政司、經歷司、財務司、禮務司、工務司、交通司、教育司等十余個職能部門，具體事務即然而然歸這些司（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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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麟最關心的就是糧食、就是稅賦，剿匪等事務。
署理巡撫之初，cD城內米價每斗約四五錢，比起太平年歲貴了六七倍，為了平息物價，楊麟從川北運輸大量糧食以平抑物價。
最經濟的運輸方式當然通過重慶、沿著長江、岷江等江河逆流而上，但如今川南常常鬧糧荒，即便有水軍護衛，路上也鬧出劫糧草的事情。
震驚之余，改變運輸方式，船只一律在遂寧、 縣靠岸，然後通過官道、驛道運入地方，以平息物價。
與市面上買米不同，官米購買與戶籍捆綁在一起，每四口十天可購平價官米一斗，每斗不過紋銀一錢五分而已，比起市面上每斗5錢、6錢的便宜甚多。
大家為了購買平價官米，踴躍登記戶籍，拿著戶籍本到各個廂坊購買平價官米。
本來以為自己如此做法會獲得大家掌聲，但誰料到居然惹來米行連聲抗議，商人無利不起早，大家從遠處購買糧食，本來想利用饑荒大賺一筆，誰料到官府出面干預，大家內心可想而知。
大家最想想串聯起來聯合抵制官府干預，但這怎麼可能瞞過楊麟眼楮，在做出干預糧價決策之初，就曾料到這幫商人可能橫生破壞。
警政司的公安迅速出動，逮捕兩名跳得最歡的糧商，聲言其與外敵勾結準備擾亂市面上糧價，抄沒其家財，將其倉庫中糧食轉為公糧平價賣出。
雖然一些人知道這幾個糧商不過想囤貨居奇，但大家苦糧商囤貨之苦，對官府行動多頗為支持，難以攪起什麼波浪。
每天看到近百輛馬車拖拽糧食進入省城，本以為解決糧荒會馬到成功，但令人奇怪的是市面上糧價多在每斗四錢銀子，比起調控前稍稍下降一點。
這天早上召集眾人商議，錢邦芑提出解決之道，那就是禁止釀酒。
這可是古代官員最喜歡采用的法子，每到糧食短缺，出現糧荒之時都全面禁止釀酒，減少社會上糧食消耗，最後達到解決糧荒的目的。
武將愛喝酒，文官愛喝茶，听到禁止釀酒武將一個個連呼受不了，就拿卜寧、姚崇烈說那樣，每天練武，多次上陣殺敵，渾身上下到處都是傷，如果不喝酒根本受不了。
而錢邦芑等人則擺出歷史典故，每次出現糧荒之後都厲行禁酒令，現在遭了這樣大災，巡撫衙門運送糧食的船只來往江上，三輪車馬車每日充斥驛道官道，但僧多粥少，偌大cD）平原還是出現糧荒，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富戶囤積糧食釀酒賺錢。
很多武將不干了，大家帶兵打仗，主要通過喝酒壯膽御寒，如今禁酒，那不是要大家老命？
楊麟眼前一亮，煙酒稅，好像在20世紀九十年代煙酒稅就超過國稅的2成，是政府主要財政來源。
相比普通農家子弟，這酒在古代勉強算得奢侈品，豪門大戶每天暴飲終日，而平民百姓除了在紅白喜事之外，其他的喝得不太多。
既然如此，何不推出酒賦呢？
在平行的歷史時空中，法國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就推出酒稅，在古代向酒征稅如同現代奢侈稅一般。
本來以為大家會齊聲贊同，但沒有料到眾人紛紛搖頭，驚問緣由，原來酒稅自古皆有。
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變法時，曾主張“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商君書?墾令》)，以限制酒的消費，防止大臣和百姓沉湎于酒，影響治理國家和發展農業生產。可見當時秦國對酒不僅征稅，而且稅額極高，是酒的實際成本的10倍。
漢武帝時期，國家改變了稅酒政策。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在桑弘羊主持下，決定“建酒榷以贍邊”(《鹽鐵論?憂邊》)，即實行酒專賣，以所得專賣收入供應邊疆用兵軍費。
從此，酒的生產和銷售均由官府控制，實行官釀官賣，不準私人釀造和經營。
三國時期魏、蜀多禁止釀酒，吳國則實行酒專賣。
西晉和東晉則對酒實行征稅制，有時也因災歉實行禁釀。
隋初也實行酒專賣，文帝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廢止酒專賣，不再對酒征稅。
唐初也不征酒稅。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為籌措軍費，由官府置酒肆釀賣，每斛收錢3000；禁止民間釀酒。
北宋對酒仍行“榷酤”法，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北宋在全國設榷酒務1800多個，東京每年榷酒收入40萬貫以上，秦州、杭州30萬貫以上，這一年全部酒課約1360余萬貫，賣曲錢約100余萬貫，高于同期的商稅收入。
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米曲價高為由，規定上等酒每升增20文，下等每升增18文。
明朝酒稅分為酒曲稅和銷售稅。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規定，百姓造酒自家飲用，不征稅。
英宗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規定，各地酒課收貯于州縣，以備其用，酒稅就成為地方稅了。
但朝廷雖然有規定，但實際收得非常少，比如在崇禎年間江南征酒稅，官為綸栗，每酒一斤，納錢一文，改槽坊為官店，建者依私鹽律治罪。
即便如此，但各地征收上來的酒稅仍然非常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明從上到下小民思想，從上到下怠政思想。
例如洪武年間山西有關稅吏提前完成稅收工作上奏朝廷請求封賞，但朱元璋反而認為其魚肉百姓，而將其削職為民，如此大大損害各地稅吏的積極性，到最後稅吏以不征收稅收、少征收稅收為榮。
但現在不同，不但以集市為中心建立鄉公所保證稅收征收，作為穿越者更明白稅收真正來源。
在那以後，頒布酒稅，在糧荒期間酒稅征收到太平時期一倍以上。
食鹽生產與零售環節不易控制，但經銷批發緩解容易受控，如此食鹽是在生產零售環節施行備案制度，而在批發商環節施行特許經營制度。
而酒則不同，生產環節非常容易受控（特別對大作坊），而在零售環節不易控制，如此方式改變，那就是生產環節施行特許經營制度，而經銷零售則施行備案制度。
按照北宋模式，上等酒每升（2斤，一般500毫升一斤）10文銅錢，中等就8文銅錢，下等酒5文銅錢，向作坊征收。
饑荒時節為了減少糧食消耗，酒稅征收比例則可上調，如上等酒每升20文銅錢，中等酒15文銅錢，下等酒10文銅錢。
所有釀酒作坊采用特許經營制，盛酒容器需進行標識，販賣過程中需向經銷商收取附加稅，然後由其統一向官府繳納。
新的酒稅明顯有點奢侈稅的味道，或者盡量照顧普通大眾，即便在饑荒時節酒稅也與過去太平時節相差無幾，普通大眾受影響不大。
而那些喜飲上等酒的即便多一點銀子，但一個個本來就有錢，多這點銀子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酒稅與鹽稅不一樣，在古代食鹽是不論富貴貧賤每天都要吃，如果不吃的話會腰腿無力，根本干不了農活。
而酒則不一樣，雖然大家都喝，但貧困家庭喝得少一點，而豪門大戶不但都喝的是上等酒，而且喝得非常多。
正如宋朝酒稅一年達數百萬貫銀子之數，明朝人口倍與宋朝，如果按照同樣標準征收的話只會更多。（普通民眾四口之家每年10斤酒，也就是5升，酒稅25文銅錢）
大明向來是輕徭薄賦的，酒稅一經推出雖然有人說三道四的，但絕大多數還是非常接受，畢竟古代常常禁酒（呂布守衛下邳禁酒，部將私自釀酒被責罰，最後投降曹操），現在四（川）大面積糧荒官府只是多征收一點酒稅，而沒有禁酒這讓很多人感激不盡。
但隨後大家感到其中變化，各個鄉鎮釀酒作坊都等級，各個酒鋪、雜貨店進酒買酒都如同食鹽一樣建立進出明細進行管理，大家要想如同過去那樣逃避酒稅征收難上加難。（古代縣以下施行自治，大宋酒稅征收也最多到縣一級）.
在對釀酒進行特許經營之後，市面上酒價上漲兩成，對普通百姓飲酒稍稍抑制。
看到釀酒所耗糧食銳減，大家糧食沒有什麼其他好的銷售渠道，糧商方降低糧食售價。
經過一個月努力，糧價從每斗5錢緩慢降低到1錢4分，城市內部糧荒稍稍減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