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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當左派
1965年11月，姚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批評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 1960年發表的《海瑞罷官》，說它是為彭德懷翻案。
www.biquge001.com從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半年後的1966年5月《解放軍報》、《光明日報》連續發表高炬《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何明《擦亮眼楮、辨別真假》，姚《評“三家村”》。之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復闢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反黨集團”，“黑幫”，“黑店”，“急先鋒”之類的上綱上線的大帽子開始砸向文化界、教育界等被受到批判的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頭上。
開始批判“三家村”的時候，我還沒有到農村去搞四清。那時，批判鄧拓、吳 、廖沫沙的《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是在局黨支部任命的文革領導小組領導下進行的。
在此之前，由于一天只知道忙于工作，對工作之外的東西很少接觸，對“夜話”和“札記”中有趣的文章可以說一無所知。為了應付大批判的需要，不得不看看那些“夜話”和“札記”。不料，看了之後，倒是有些愛不釋手。我對蔣竟芳說，“想不到三家村黑店里，還真的賣點好貨。”
蔣竟芳︰“嘴邊又沒有站崗的了！不想向左派靠攏了？關心點‘天氣預報’，注意看看眼前的‘氣候’！”
我︰“謝謝提醒。”
國家統計局于1966年5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統計工作革命化”的香山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宣布“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現在已經開始了。”“統計工作革命也是這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希望同志們擦亮自己的眼楮，勇敢投入這一場興無滅資的戰斗，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在此期間，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里；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通知》號召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說，“剝削階級的槍桿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里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他們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戰線上連續不斷的斗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一場復闢與反復闢的斗爭。”同時，公布聶元梓攻擊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掀起了文化、教育戰線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風暴。
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我預感到一場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運動已經來臨。在過去的歷次運動中，我基本上是處于非左派的地位；反右派斗爭中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團內受到處分，險些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參加工作以來，自己埋頭苦干，勤勤懇懇，不敢懈怠。自我感覺，在工作上，已經成為統計局的業務骨干，如何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應該有所考慮了。機會可能即將來臨，我，渴想，一定要在這場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成為革命的左派；至少，不能再讓人家給打入右派那邊去。
當時，從國家統計局北京香山會議傳來批判以往我國統計工作的所謂修正主義問題的消息，如︰
統計工作“整個十七年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在我國統計工作領域中，同其他領域一樣，無產階級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看來是長期的，而且是相當激烈的。”
“在統計工作領域內，資產階級權威竊據領導地位雖然只有幾年時間，但是已經把全國的統計工作鬧得烏煙瘴氣。”
“他們不執行中央以調查研究為主，必要報表為輔的方針，而執行他們自己提出的全面統計為主的錯誤方針，不按毛思想走自己的道路。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國家統計局領導中的表現，也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在調查統計戰線上的反映。”
“國家統計局領導同志過分強調垂直領導和監督檢查，向黨爭權，把統計系統變成獨立王國。”“一垂三統”是搞“條條專政，鬧獨立王國。”
統計監督是“不要黨的領導，對黨委鬧獨立性。”
全面統計是“報表掛帥。見物不見人。煩瑣哲學。”等等。
在這種形勢下，心血來潮，奮筆疾書，在以前國家統計局的文件、領導講話中的字里行間尋覓素材，寫了兩千來字的《揭露統計戰線上的修正主義》的“檄文”。以彰彰自己的態度與立場。
在文稿之上，又分別給國家統計局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了短信。下面是寫給國家統計局文革領導小組的短信的原文。
國家統計局文化革命領導部門負責同志︰
根據近幾年工作的體驗和手頭掌握的一些材料，寫了《揭露統計戰線上的修正主義》的材料。給你們寄去，同時，也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寄去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著手寫這份材料了。昨天看到5月20日薛暮橋的報告，鼓舞了我的戰斗信心。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意識領域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在這場革命中，我一定要站到革命的最前線，向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猛烈開火，堅決把它們消滅掉，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黨中央，保衛**。
統計戰線上的問題是嚴重的，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在各地統計部門中的影響是較廣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很深的。所以有必要在全國統計系統中展開一場反對修正主義的階級斗爭，一方面消滅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方面肅清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思想在統計工作中的影響，使每一個統計人員在這場階級斗爭中，同敵人搏斗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為在我國實現中國式的無產階級的統計打下良好基礎。只有把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舊統計砸碎、搗爛，才能建立起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統計。讓我們高舉毛思想偉大紅旗，橫掃一切領域里的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1966年6月18日
我的《揭露統計戰線上的修正主義》“檄文”一共湊了6個統計工作中所謂修正主義性質的問題。諸如，把《統計工作試行條例》中的“全國統計工作，由國家統計局統一領導。”批判為“不要黨的領導。”把《條例》等國家統計局文件中所提出的統計人員的工作應該穩定，不要調出長期搞臨時工作等，批判為“和黨的中心工作相對抗。”把《條例》中統一規定統計人員技術職稱和級別待遇批判為“推行修正主義物質刺激。”把國家統計局領導講話中提出圍繞業務工作開展政治思想工作，批判為“不是突出政治，不是統計工作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等等。實際上，這些都是香山會議指出的一些內容。
難道當時自己不知道這些內容是牽強附會、望風撲影嗎？要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立場上，我沒有找到表現自己的更好辦法。寫好草稿之後，我找到蔣競芳，我說，“我寫了一篇批判統計戰線上的修正主義的文章，你給我把把關。”
蔣競芳看了之後，說道，“好！我贊成。把我的名字也填上。”
我們兩個一拍即合。因為我們在統計局一直都是被排斥在左派隊伍之外，都迫切希望通過自己的“革命行動”擺脫政治上落後的境況。
我把寫好了的稿子分別寄給了國家統計局和《人民日報》編輯部。泥牛入海，我們沒有收到任何反饋信息。
之後，我們局里決定我去老虎屯農村搞四清。
8月上旬，**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八屆十一中全會作出《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方法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同時，**給清華大學附中寫信，說他們“對反動派造反有理，表示熱烈支持。”紅衛兵、紅小兵在全國紛紛出現。
8月18日**等在**廣場接見首都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及群眾。紅衛兵運動迅速遍及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由響應**號召的，“破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轉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紅衛兵“敢闖、敢干、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極度膨脹，蔓延全國。
鞍山市在**接見紅衛兵第二天（8月19日）召開了15萬人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
8月下旬，鞍山的紅衛兵，沈陽的以“東工思想兵”為首的紅衛兵，在鞍山瘋狂橫掃“四舊”，查封商店煙酒，焚毀圖書館圖書，破壞千山廟宇及其碑、墓、塔、泥像、經書、文物等等。後來听說在千山有解放軍介入，千山文物才沒有遭到更為嚴重的破壞。
此時，我在老虎屯搞四清。當時，東鞍山工作隊曾經下達指示，讓我們寫王鶴壽十大罪狀的大字報。說明，當時市委、並影響到市里機關、企業各界群眾開始分裂成兩派。從要打倒的對象來看，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一書記王鶴壽；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二書記趙敏、書記羅定楓。兩個大樓里，市人委這邊，市長劉錫三，副市長孫平、孫亞光等大多站在第一書記一邊；市委那邊，各部部長大多站在趙敏、羅定楓一邊。鞍鋼企業內部，多數人自然站在王鶴壽一邊，他們就是後來的“鞍鋼大聯合（它們的全稱沒有記住，大概也沒有必要）”；當然，也有相當數量的人要打倒王鶴壽，他們就是後來支左部隊支持的“鞍鋼老捍”。我思考，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進行中不斷出現悲劇的重要根源。
9月，東北局、遼寧省委領導宋任窮、顧卓新、胡亦民專程來鞍參加市委三屆七次全會。會上宋任窮強調兩派都要心平氣和的坐下來，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把鞍山的問題緩和下來；要求雙方都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搞好團結，忠誠老實，實事求是；要保護少數派，不要圍攻。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這是中央的方針。
與此同時，**中央對鞍山的問題十分關心。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代表中央指示，要求鞍山采取穩定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王鶴壽、趙敏分別向全市黨員領導干部作了傳達。
10月，市委第一書記王鶴壽傳達中央指示精神的文件由市委辦公室于7日下發到各個基層單位。文件要求向全體職工群眾傳達。王鶴壽指出，鞍山是重要的生產城市，兩派干部和群眾對立的局面繼續，必將被壞人利用，制造事端或嚴重的流血事件，直接影響生產。他強調鞍山的鋼鐵生產在全國佔有頭等重要地位，鞍山鋼鐵生產受到影響，就會馬上影響全國，影響全局。指出，中央要求市委、鞍鋼黨委的領導干部要挺身而出，深入下去，听取群眾意見，接受群眾批評；要與群眾見面，宣傳黨的政策；要從全局出發，要團結，並且向群眾說，工農商學要團結，工人階級要團結，勞動人民要團結。要抓革命、促生產。只有團結才能夠把生產搞好。
兩天之後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報告發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浪驟起。市級領導干部陷入造反派圍攻之中。隨著沖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擴張，揪斗走資派、撤職罷官、開除黨籍、游斗干部妖風四起。
12月，**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提出堅持八小時工作制，遵守勞動紀律，完成生產定額，保證產品質量等促生產的內容。提出由工人群眾討論改組領導班子；有問題可以派代表進京；工人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力，可以串聯等等不利于企業生產管理的“抓革命”規定。鞍山市委在貫徹中央文件時還特別提出“堅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等等要求。
1967年的上海“一月風暴”把1966年下半年後幾個月的中央、省委、市委企圖糾正文革中的破壞性進程的政策和舉措很快化為烏有。1月6日上海“造反派”組織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鞍山也是毫無例外地刮起“奪權”之風，市委、市人委機關基本癱瘓或半癱瘓。造反派的“革命群眾組織”在基層單位也相繼奪權，機關、企業的各層領導干部陸陸續續“靠邊站”。
這期間，紅衛兵組織也從學校擴大到城鄉社會各界。市委和市人委兩個大樓的正常工作開始進入紊亂狀態；各種名稱的革命群眾組織——戰斗隊紛紛組成，其成長速度真的可以稱之謂雨後春筍一般。
我從老虎屯搞四清回來，到局里首先遇到的情況，就是有一部分同志胳膊上戴上了紅衛兵的紅袖標。有些人比如蔣竟芳、邴楠等人據說還不允許加入紅衛兵。好在紅衛兵很快在機關里自消自滅。代替它的是群眾自願組成的“革命群眾組織——戰斗隊”！
幾天的功夫，局里就出現了六、七個戰斗隊。同時，形成了觀點對立的兩派。現在回憶，兩派到底什麼觀點不一樣？很難說。
局里的戰斗隊，一個隊也只有三、五個人。工業科的善科長、舒凱等人成立一個戰斗隊，邴楠參加了外科的戰斗隊；我和我們科的幾個人成立了“反到底”戰斗隊。和我們觀點一致的戰斗隊，有高桐的“千鈞棒”戰斗隊，基建科的姚鶯不願意跟他們科里的同志組成戰斗隊，決定一個人成立一個戰斗隊。起什麼名字，把姚鶯難住了。經過我們幾個人幾番推敲，給她的戰斗隊定名為**詩詞里的詞語“鐵臂搖”戰斗隊。
3月19日中央軍委作出《關于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軍隊開始執行“三支兩軍”任務。此前，**中央在1月份就決定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2月，市人委機關二樓劉錫三市長的辦公室就成為進駐人委機關的解放軍“三支兩軍”辦公室。
春節過後，善科長找到我，說道，“市里‘三支兩軍’辦公室決定從我們局里抽調一個業務水平高的黨團員同志，到支工辦公室工作。局里決定從我們科派出一個人。我和閭科長研究，你去比較適合。”
“行唄。”我未經思考，脫口而出。
相同觀點的幾個戰斗隊听說之後，堅決反對。有的說，“這是陰謀。”有的說，“這是派性，是排斥對立面。”有的說，“這叫釜底抽薪。”一致意見，“不去！”
最後，善科長那個戰斗隊的舒凱去了支左辦公室。舒凱從此離開機關派性斗爭的漩渦，沒有去千山毛思想學習班參加“斗批改”、沒有去盤錦“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沒有走“五七路”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沒有再回到統計局做統計工作。
此後，開始了“革命的大聯合”。一些單位開始建立軍、干、群“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我們局的戰斗隊也開始聯合。以侯文彰、巴克卿等同志為首組成了“延安縱隊”（“延縱”）；我們“反到底”“千鈞棒”等幾個觀點相同的戰斗隊聯合成立一個“東風造反團”（“東風團”）；兩個戰斗隊人數大體相同。燕恩、楊光大、尚科長等幾位科長另外組成一個戰斗隊，人數較少。“延縱”和科長的戰斗隊得到了駐人委機關的支左部隊的支持。“東風團”成為“群眾組織”。
每一個戰斗隊都要選舉頭目。在“東風團”成立的時候，大家一致舉薦我當頭頭。讓我宛然拒絕。理由是，怕給戰斗隊戴上“保王”的帽子。在此前的一次全局辯論會上，我曾經公開表示過，我站在“鞍鋼大聯合”一邊，對打倒王鶴壽持反對意見。在會上我列舉了王鶴壽在鞍鋼的諸如“四朵大紅花”等等工作成果，說明他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此，我已經是一個銘牌的“保王”派。在兩派斗爭激烈的時候，打字員小王說我是“上保王，下保王，趙羅是你親爹娘。”
4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批判旗幟》，開始公開批判**。要把“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倒、批深、批臭。”鞍山市和全國一樣，開始從上至下掀起批判當權派惡浪。國家層面“打倒劉鄧陶薄！”省里“打倒宋馬顧俞徐！”市里“打倒王趙羅鐘！”本單位打倒頂頭上司。我們局自然是“打倒黃局長！”
5、6、7三個月，武斗愈演愈烈，兩派都出現嚴重死傷情況。（關于武斗，請看下一篇文章）。
8月，**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于17日發出《關于處理鞍山問題的決定》（“八一七”決定）。決定的關鍵內容是把第一書記王鶴壽、第二書記趙敏、書記羅定楓、鞍鋼黨委政治部主任鐘建平定論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鞍鋼老捍”、市政的“方塊兵團”等支左部隊支持的戰斗隊定性為“革命群眾組織”，把“鞍鋼大聯合”等與其對立的戰斗隊稱為“群眾組織”。同時，在鞍山成立鞍山市軍事管制委員會。
《“八一七”決定》之後，武斗一時並未停息。在首山一次學生的武斗中死5人，傷20多人。接著，清華井岡山在鞍山造反的頭頭劉慶在武斗中從車上摔下死亡。軍管會為他開了追悼會，追認為“烈士”。
9月，隨著“革命群眾組織”和“群眾組織”被界定，所謂的“革命大聯合”又出現新**。各個派別雖然各持不同觀點，口號已經趨于一致︰“打倒王趙羅鐘！”市政（說明︰鞍山長期以來把鞍鋼以外的部分稱為“市政”）的保王觀點的“群眾組織”懾于《“八一七”決定》的權威，也喊出了打倒王鶴壽的口號。于是“八一七”革命造反總部誕生。
市里的造反組織，並不是孤立的存在。特別是與遼寧省的造反組織都存在觀點上、體系上的聯系。1967年，遼寧相繼形成了三個打、保不同的造反組織。他們是“遼聯”、“遼革站”、“遼大八三一”。“遼聯”1967年2月份在沈陽宣告成立，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成立大會上講話以示支持。“遼革站”4月成立，在誓師大會上聲討和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東北的代理人”，矛頭直指宋任窮等東北局和遼寧省領導；受到支左部隊支持。“八三一”6月以遼寧大學“八三一”為主體在沈陽成立，是一個“全打不保”的造反組織。同樣受到支左部隊支持的鞍山的“鞍鋼老捍”、“方塊兵團”與“遼革站”關系密切；“八一七”和其它與“鞍鋼老捍”、“方塊兵團”對立的造反組織與“遼聯”或“八三一”關系密切。
“八一七”革命造反總部成立之後，我們局的“東風造反團”參加了觀點接近的“八一七”總部。“延縱”早已經是“方塊兵團”的成員，且是比較活躍的戰斗隊。
軍管會成立之後，各單位對走資派的批斗日漸殘酷，變本加厲。10月中旬，全市召開4萬人大會，揭批“王趙羅鐘罪行”大會。隨之各單位紛紛效法，掀起新的一輪有組織的批斗**。
1967年，鞍山市工業生產受到極大沖擊，影響全市國民經濟生產水平倒退10年。國內生產總值略高于1957年，比歷史最高水平下降32。8％。工業生產水平比1957年下降4。0％，比歷史最高水平下降44。0％。鋼產量291。84萬噸，比1957年少生產0。13萬噸。幸虧農業生產、商業服務業仍然保持較高水平，使鞍山國民經濟沒有倒退更多。
（2011年11月27日12︰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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